??? 2016年6月25-30日,由澳門籍內地律師王愛民一手操辦的“一帶一路”及葡語系國家涉外法律服務論壇和澳門國際知識產權研討會,已分別于珠海和澳門隆重舉行,在海內外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 據了解,這兩場盛大的高規格國際會議活動,總共邀請了200多名來自中國內地、澳門和全球葡語系國家的重量級專家、學者及政商界權威人士進行深入研討,對進一步推動我國內地與澳門及葡語系國家法律服務和知識產權事業的發展、促進全球性合作、打造“中國內地與澳門及葡語系國家法律服務和知識產權交易平臺”等,具有里程碑式意義。

??? 王愛民女士,是中國著名涉澳門及葡語系國家法律服務專家、廣東正澳律師事務所主任及合伙人、澳門凱旋集團總裁、澳門商標協會會長、澳門首位內地執業律師。活動期間,她雷厲風行的能力和英姿颯爽的氣質,以及用流利的英語、葡語與外賓交流的情景,令很多中外嘉賓贊賞。

??? 2016年7月底,記者專程采訪了她——

　　國際論壇,大腕云集

1.記者:您好,“一帶一路”及葡語系國家涉外法律服務論壇和澳門國際知識產權研討會影響力非同一般,能說說其中的原因嗎?

　　答:這兩場國際論壇之所以能在海內外引起不小的反響,我覺得有兩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實現了多個“首創”,填補了相關領域的空白,比如“一帶一路”及葡語系國家涉外法律服務論壇,是中國內地有史以來首次舉辦的“中國-葡語系國家涉外法律服務研討會”,而澳門國際知識產權研討會,也是澳門有史以來首次高規格的國際知識產權研討會,還有一點就是,首次有澳門律師根據CEPA的規定受聘于內地律師所,是相關法律實施12年以來首次得以適用,填補了空白;另一方面是兩場大會都邀請到了中國內地、澳門以及世界一流的專家學者。

2.記者:能具體說說有哪些專家學者到會嗎?

　　答:比如有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中國辦事處副主任呂國良先生,WIPO是聯合國的專門機構,負責世界的國際知識產權的注冊,也管理著世界上絕大多數的關于知識產權的國際條約。

　　還有號稱“中國知識產權亞父”的吳漢東教授,他曾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長,現為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專家組成員,他曾在中南海為中央政治局全體領導講課,兩度被評為“全球知識產權最具影響力50人”之一。

　　還有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馮曉青教授、中國法學會《民主與法制》雜志社總編輯劉桂明先生、澳門大學法學院執行副院長唐曉晴先生等學術大家,也有來自澳門、臺灣、香港、新加坡、美國、巴西、葡萄牙等地的專家學者及實務界人士共同參與研討,在此就不詳細介紹了。

　　全國人大港澳基本法委員會研究室主任劉淑強、中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徐輝、珠海橫琴新區管委會副書記葉真、廣東省律師協會秘書長葉港等領導嘉賓也出席了會議。

　　CEPA“風口”到底是什么?

　　3.記者:這兩場國際論壇到底是研討什么的、有什么意義,您能通俗易懂、簡單形象地講解一下嗎?

　　答:“一帶一路”及葡語系國家涉外法律服務論壇,主要圍繞兩個主題:一是中國內地與澳門及葡語系國家之間的法律服務研討;二是內地律師事務所(即我們廣東正澳律師事務所),聘請兩位澳門律師(杜新源律師和景文龍律師)的簽約儀式——這在中國內地也屬于首次,填補了CEPA的空白,兩位澳門律師簽約后,就可以我們正澳所的名義,為內地客戶提供澳門及葡語系國家法律服務。

　　之所以聘請澳門律師到內地來執業,是因為我想以澳門為平臺,打造一個中國內地與葡語系國家法律服務的橋梁。由于歷史原因,澳門與葡語系國家有著密切的經貿交往和非常優厚的資源,完全可以為內地走出去的企業提供葡語系國家投資環境咨詢等一系列服務。但是,很多內地企業并不知曉這一點,往往舍近求遠,增加了很多成本。比如廣東企業碧桂園在葡萄牙投資時,就是通過中國駐葡萄牙領事館介紹里斯本當地的律師,據說費了不少周折。

　　碧桂園作為澳門自家門口的廣東企業,出去投資時都沒有想到利用起澳門這個平臺,更何況北京、上海、江浙等地的企業呢?所以我就想通過這兩場論壇來搭建這么一個“內地需求”與“澳門及葡語系國家供給”的平臺,或者說“橋梁”,讓所有去葡語系國家投資的內地企業,在出國之前就能做好法律準備。

　　4.記者:您剛才提到的CEPA,又是個什么樣的概念呢?

　　答:CEPA(Closer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的英文簡稱。包括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的《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中央政府與澳門特區政府簽署的《內地與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這個詞匯,一般人都不會接觸到。

　　2004年1月,CEPA正式實施以來,澳門與內地的經貿往來不斷加強,澳門經濟發展實現了質的飛躍。我記得,CEPA剛實施時,大量澳門商人和企業涌入內地,但由于兩地的相關體制還不完善,出現了很多經濟糾紛。

　　而那時,我剛好是第一個也是后來幾年內唯一一個可以在內地執業的澳門籍律師,加上我在內地與澳門都生活工作了多年,通曉兩地截然不同的兩種社會環境和法律體系,所以那些涉及兩地的經濟糾紛業務,基本上都是我處理的。

　　而那時的內地企業,要想借助澳門平臺走出去,最適合為他們“保駕護航”的,也只有我這個精通兩地法律的“澳門籍內地執業律師”,我為他們注冊澳門公司、進行投資策劃并提供常年顧問服務等。

　　敢于“吃螃蟹”的女總裁

　　5.記者:據我了解,您不是“正宗”的澳門人。您是怎樣成為律師的?

　　答:我是山東人,以前在珠海工作多年,后來成為“澳門媳婦”。

　　1997年我參加全國統一律師資格考試,考取了律師資格。2000年底,我順利拿到了法律系的自考本科畢業證,以及由中山大學頒發的法學學士學位。

　　但由于我已經移居澳門,依據法律,便不能到內地從事律師職業了;而在澳門,又因我學的是內地法律,而且不懂葡萄牙語,所以只好一邊在澳門的法律行業“打零工”,一邊到澳門大學讀法律導論班,去東方葡萄牙學會苦練葡萄牙語。

　　2003年底,我總算學完了澳門法律也略懂葡萄牙文,但我還是不能在澳門當律師。因為我沒有澳門律師證,而澳門律師公會也拒絕接受我的報考,理由是我的法學士是自考學歷,對方不承認。我只得又報讀了中國政法大學的碩士研究生課程,希望拿到更權威的文憑。

　　6.記者:后來,您又是如何逆襲的呢?

　　答:2004年初,正在我迷茫之際,CEPA正式實施,其中,律師就是CEPA最早放開的行業之一,規定“取得內地律師資格的澳門居民可以到內地實習并執業”。這對于我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

　　2004年春節后,我就進入了珠海德賽律師事務所實習。2005年12月,廣東省司法廳給我頒發了律師執業證,我成為首位在內地執業的澳門居民,也被譽為中國律師行業里的“CEPA第一人”。

　　過去,我在澳門和珠海兩頭碰壁,CEPA實施后,由于我通曉內地與澳門截然不同的兩種社會環境和法律體系,頓時變成了“稀缺人才”。

　　2006年,我不僅在律師事務所當律師,還自己成立了澳門凱旋投資策劃有限公司、澳門凱旋知識產權代理有限公司及香港凱旋知識產權代理有限公司。

　　那時我還考上了澳門大學法學院,用四年時間系統學習了澳門法律,拿到了澳門大學法學學士學位;并在期間修讀了中國政法大學的碩士課程,獲得了中國政法大學法學碩士學位,還曾被澳門科技大學錄取,攻讀法學博士學位。

　　7.記者:那您又是怎么走向國際化的呢?

　　答: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歡挑戰。

　　以前在澳門律師行業里,我是第一個到內地去“吃螃蟹的”。

　　后來我發現,隨著CEPA的實施,很多內地有錢人都想通過澳門走向海外,因為澳門一直都是中國內地對外貿易的重要紐帶,是內地聯系歐洲和海外市場(尤其是葡語系國家)的橋頭堡。所以,我很快組建了一支來自海內外的中、葡精英團隊,不僅為想“走出去”的內地企業及個人,提供涉澳門及葡語系國家法律、知識產權、投資移民等方面的服務,也為“走進來”的境外企業提供內地投資、置業、商貿活動等策劃顧問服務。

　　2013年,我又在珠海創建了廣東正澳律師事務所。這樣,很多境外及澳門企業或個人到內地投資、置業時,我就可以提供全方位的中國法律支持,而那些內地企業或個人到澳門及境外投資、置業時,我也可以提供最專業的法律咨詢。

　　只有創新,未來才會更好

　　8.記者:聽說您這兩三年還一個人游歷了歐美20多個國家?

　　答:2013年,當我決定要做國際市場時,我就有了出國游學的打算。于是,從2014年開始,我一個人先后游歷了英國、馬耳他、愛爾蘭、瑞典、意大利、冰島、葡萄牙等20多個國家,今年初又去美國呆了四個月,還在紐約的律師事務所做過“實習生”。

　　我外出游學主要是為了學習英語、葡萄牙語及各國的法律制度,同時了解當地的投資環境,并建立一批海外合作伙伴。

　　2015年7月,我回到澳門和珠海后,在兩地的公司里接到了很多內地人想移民葡萄牙的咨詢,但是很多內地人不知道,當前深受歡迎的“葡萄牙黃金移民計劃”,不但常有中介提高樓宇售價欺騙客戶的事件,而且有個非常難以克服的障礙——入籍拿護照要考葡文,而移民愛爾蘭、馬耳他只考英文就可以了。

　　這些使我更加堅定了另一個夢想:盡快把自己的公司和律師事務所開到葡萄牙、巴西等葡語系國家去,因為葡語系國家的法律與澳門法律很相似,我的服務延伸到葡語系國家,一定會水到渠成。由于歷史淵源及語言優勢,澳門與分布全球四大洲、人口超過2.6億的諸多葡語系國家,都有著緊密聯系和交往。可在中國內地,能夠專門提供葡語系法律服務的律師只有我。

　　9.記者:您的律師所的定位是專業提供澳門及葡語系國家法律服務,為什么要這樣定位?您認為這個定位有什么優勢?

　　答:考慮到如今傳統律師業務比較難做,連高大上的上市業務都做成了“白菜價’,所以我認為律師必須走專業化發展的道路,專業化發展也是小律師所想生存的必由之路,故我選擇了專業提供澳門及葡語系國家法律服務。

　　還有個重要原因就是,內地的律師事務所基本上都能提供英語系國家法律服務,但是能提供葡語系國家法律服務的還沒有(在我們正澳所成立之前),即便是大成、中銀、盈科等大律師所,也沒有專業提供葡語系國家法律服務。

　　所以,我目前的目標是:讓內地律師知道我專業提供澳門及葡語系國家法律服務,當他們的客戶在澳門及葡語系國家有糾紛時,或想到澳門及葡語系國家投資時,他們就可以與我聯手為其客戶服務。比如當他們的客戶去葡語系國家投資時,我可與他們組成律師團,為客戶出投資計劃書,在前期階段就介入客戶的投資項目,這對于客戶來說,是非常有保障意義的,對于我們律師也是雙贏的。

　　優勢方面,我認為有以下幾點:首先,我的律師所設在珠海,便于與內地的委托人溝通、簽署委托代理合同;其次,我的律師團隊組成多樣化,我自己在內地出生、長大,我們所也有很多內地律師,都熟悉內地市場的運作及客戶的需求,我的澳門律師都以葡萄牙語為母語,且精通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等,為客戶提供服務沒有任何語言障礙;再次,澳門政府多年來一直在極力打造“中國-葡語系國家經貿交往的平臺”,并積累了豐富的資源,所以我站在這個平臺上,就能把這些資源加以利用,為“內地需求”與“澳門供給”之間提供對接。

　　10.記者:對于未來,您還有什么夢想或者說打算嗎?

　　答:對于未來,我還是堅持兩個方向:一是為內地的企業和個人,提供涉及澳門和葡語系國家的法律顧問、投資咨詢、知識產權等方面的服務;二是為澳門和葡語系國家的企業和個人,提供到內地投資、置業方面的法律服務。

　　尤其在涉外法律服務方面,我這幾年做得比較多。比如,我處理過很多有關葡萄牙投資移民過程中出現的法律糾紛案件,其中有不少就是內地客戶因葡萄牙“黃金居留”政策而身陷樓市騙局等。曾有個北京的客戶,聽說到葡萄牙買了不動產就能得個“歐盟身份證”后,立馬跑到葡萄牙去投資,但由于語言不通,他只能通過中介代理在葡萄牙買房及辦理相關的移民手續,結果被不良中介欺騙,花了近兩倍的價格在葡萄牙買了貴房,他欲訴無門,即便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拉橫幅抗議也沒用,幸好他后來找到了我,才幫他挽回了損失。

　　如今,我的廣東正澳律師事務所,已與葡萄牙的律師事務所簽署合作協議,聯袂為在葡萄牙投資的中國客戶提供跨兩地的法律服務,極力為在葡萄牙投資移民過程中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客戶維權,并為客戶提供真實可靠的房產信息、投資移民法律規定、葡萄牙稅務法律等信息,幫助所有客戶防患于未然。加上上個月我所聘請的澳門律師(景文龍律師)同時有葡萄牙律師執業證,所以又可以多一條渠道為客戶提供葡萄牙法律服務。

　　我與巴西的合作律師事務所,也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進當中。將來,我會把這塊業務做得更高端、更專業、更創新,在全球化的法律服務領域,真正地為咱中國人,搭建一座橫跨內地與澳門及葡語系國家的“世界性大橋”。記者/唐新勇